2012-10-07 14:10:38 文章来源：求是理论网
从理论自觉自信的高度衡量中国学术，不能不提出两个追问：一是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及其逻辑出发点;二是中国学术的思想高度。
为什么要有这两个追问?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的研究倾向有关。
一是学术研究回归文本的倾向。从世纪之交产生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争论，重释文本经过十年的积累，形成了所谓文本学派，甚至有人用“文本图腾”来概括。在新的时代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现在演化成了用西方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反哺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路径。追随西方文本以肢解马克思思想体系，包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差异中制造两者的“对立”，从生态学流派中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缺少生态学前提”的结论，并依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把《资本论》当作存在论这种明显带有海德格尔标签的“理论创新”，等等，这就不能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径了。
另一个是哲学研究回归哲学史的倾向。据说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成果是解构了辩证唯物主义，在破解教科书体系过程中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寻找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亚里士多德起源，这种依附哲学史及其概念发生学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不过是西方哲学史演化中的一个环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实践不是一个概念生成的问题，而是实践内涵能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得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丰富和拓展的问题。现实的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哲学史中的马克思吗?无产阶级革命是从过去还是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回归哲学史是对现实疏远的遁词，“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的哲学引导，势必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以上两个“回归”看似学术化的路径，但却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院哲学化。
还有所谓“用西方通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这似乎是一种走向世界的文化策略，实质是放弃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那么它的思想就不过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邯郸学步、在西方哲学的叙述框架里充当附庸而已。黑格尔要让哲学说德国话，毛泽东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既是思想创新的途径，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反映的是思想的实质问题。
因此，流行的学术研究方式及其文体样式，重点关注的只是现实世界之外的语义分析和概念推演，即使是对批判性文本的批判，对思想性著述的思想，也大体是在学术史范围内的注经释义，尽管这很必要也很重要，但从文本到文本的知识系统内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移植至多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也不是属于自己独创的思想。
在纯粹文献的历史中产生的“锐利的头脑”风暴并非“改变世界”的学术努力,也无以“改变世界”。为了避免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格律恩先生在生产情绪高涨时埋头于阅读引文……他丝毫也不怀疑这一切的正确性，他把自己关于偶然在卡贝著作的一页上相遇的著作家之间的神秘联系的幻想献给读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7页)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其终结思辨哲学的秘密在于，真正的思想是源自对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这种在思维中被把握的时代也正是理论自觉的最本质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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