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国债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被摧毁。2016年9月,日本央行引进了以“长短期利率作为诱导目标”的新宽松政策框架,其两条核心内容是10年期国债利率维持在0%、短期利率控制在负0.1%。这种垄断式政策诱导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使之难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第三,国债金融中介功能被大大削弱,商业银行及年金保险机构很难再以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或资本运营,央行的强行介入以及利率控制使国债金融功能消失殆尽。
最后,国债市场衰退的最大隐患在于它推升了央行的退出风险。央行挤走了原来的国债市场主体,意味着其一旦决定出手国债,将面对没有接盘者的巨大风险。与此同时,日本一些原有国债市场主体纷纷转向海外融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6月东京三菱日联银行宣布放弃财务省颁发的国债交易特别资格。此外,启动加息更将威胁央行自身的财务基础稳定,因为其自有资本仅为7万亿日元,比率仅1%。
其实,日本能否顺利退出量宽,关键取决于财政纪律和央行独立性。日本已形成严重依赖央行宽松政策的扩张型财政体制:“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的财政重建计划早已被事实搁浅,财政纪律趋于松懈,本应在2015年实施的消费增税计划两度推延,5年间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0万亿日元,宽松政策被市场批评为在“为财政融资”。与反转利率背道而驰,央行的“再通胀学派”色彩事实上愈加浓厚,不仅其独立性饱受质疑,更让人担心,日本金融风险是否会成为2018年的“黑天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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