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各种权益，春风化雨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是最好的事前防范手段。体罚不仅违法，“教育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越打越逆反”的案例并不少见。此外完善事后救济措施也是当务之急。一者，发现家暴行为依赖媒体，妇联、学校、社区等机构介入不足。不妨效仿美国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老师、医生等密切接触孩子的人只要发现孩子身上有伤，有遭受暴力的可能性，必须要报告警方或相关政府机构。二者还应进一步完善监护干预制度，事后跟进、风险评估应交由专业机构操作，而不是简单视家长“认错态度如何”。

　父母打孩子是家庭暴力，孩子不是家长的个人财产……愿这些本就是常识的道理早日真正走入千家万户，别让孩子在家暴的阴影中成长。

　　2.今后，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落未成年人，也将同其他孤儿、弃婴和儿童一样，可以被寄养。日前民政部出台了《家庭寄养管理办法》，相比2003年制定的《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新规扩大了寄养儿童范围，同时提高了寄养家庭的准入门槛，新规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家庭寄养制度，是指经过规定的程序，将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委托在符合条件的家庭中养育的照料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孤残儿童养育模式。很显然，“寄养制度”的存在，就是与“收养制度”的优势互补。对于那些孤儿、弃婴甚至是流浪儿童，这两项制度的存在，可以最大限度确保这些儿童的权利，让他们减少受伤害的可能，让他们也能体味到家庭的温暖。就此来说，无论是“收养制度”还是“寄养制度”，其善意初衷是不容否认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在这样的境况下，“寄养制度”的确应该与时俱进。此时，出台《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无疑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而此次的寄养新规，亦有两大亮点，一是更加人性化，流浪乞讨生活无着落的未成年人，也纳入了寄养的范围；二是更加规范化，寄养新规提高了参与寄养的家庭的准入门槛，要求也更加严格，这足以给被寄养的儿童更好的守护。

　不可否认，寄养制度如今还只是很小众的一件事情，了解这项制度的人不多，参与的家庭也很少。如今，门槛提高了，参与的家庭会不会更少呢？事实上，无论寄养制度如何修订，让更多的家庭来参与显然是亘古不变的主题。

　因而，寄养新规强化了对儿童的保护，只是一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仍需吸引更多的家庭来参与，只有如此，“寄养制度”的善意初衷才能更好落实。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有能力有条件的家庭参与进来；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制度利好来“利诱”，毕竟，家庭寄养不是最底线的事情，而是具有一定道德水准的善举，所以要给予这样的家庭必要的扶持，如创业、教育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先权，无疑“可以有”。我们希望被寄养儿童的权利得到夯实，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进来，让每一个儿童都享受到家的温暖。

　　3.在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儿童保护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问题是残酷的。一方面，传统的家庭保护在弱化。首先是家庭小型化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下降到3.1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收缩了35%左右，已经相当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户均人口规模，依靠大家庭甚至是大家族来保护儿童的条件总体上不具备了。

　　离婚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7%攀升至近年的2.5%，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甚至一度超过了35%，家庭分裂化趋势日益明显，离婚家庭的儿童在生活水平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在遭受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相当一部分不能随迁的农民工子女，与父母天各一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乃至安全都难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辍学、童工、虐待、性侵害等情况屡屡出现。

　　当前家庭功能及其发展能力日渐弱化，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问题单靠家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家庭成员中的成年人尚且常常遇到困难、甚至陷入困境，也就难以帮助更需要关心、保护和扶持的儿童。

　　另一方面，国家的保护和保障急需进一步加强。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早已实施，三部期限10年的《儿童发展纲要》先后颁布，高规格的妇女儿童工作协调议事机构及机制不断健全，但儿童保护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还是有继续改进的余地。

　　从制度上看，儿童被保障的主要是“底线”权益，如义务教育、人身安全、困难救助、母婴保健等，享有的发展型和福利型权益非常有限。儿童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被遗弃的孤残儿童，广大普通儿童还没有普遍地享受到儿童福利。相关制度的直接惠及对象是儿童，而其生活的载体——家庭——却很少获得有力的扶持，如前所述，在家庭保护弱化的条件下，很多好的制度安排难以通过家庭这一中间载体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从机制上看，国家、家庭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权责分工不甚清晰，模糊地带较多，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的盲区。比如，因道路障碍无法正常上学的情况，负责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教育、交通部门还是监护人？又如，父母处于重病、服刑、失踪等状态的儿童，事实上无人照料，却无法纳入国家保障的福利体系，社区或社会组织的照料又跟不上（少数先行地区除外）。再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施暴的家长往往只是被批评教育，而不会受到强制性的惩戒，除非找到既有意愿又有资格的监护人将其替代，否则结果通常是儿童继续受到虐待，国家不能“夺回”她的孩子，社会组织也没办法“多管闲事”。

　从政策上看，促进儿童发展的职能分散于30多个党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统筹协调难度不小，碎片化凸显，导致整体合力不足。各家对儿童保护、保障、福利，对儿童权利、权益、需求，甚至对儿童的年龄标准都缺乏统一认识，客观上存在政策不衔接的问题。

　家庭对儿童的保护不力，国家对儿童的保障不够充分，社会力量的补位又不足，一幕幕的惨剧和悲剧就难以被阻止。更可怕的是，今天的不幸将导致对未来的持续负面影响。作家卡森·麦卡勒斯曾说：“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器官，一个残酷的开始就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得奇形怪状。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可能会永远萎缩得像桃核一样坚硬并布满深沟，或者溃烂地埋藏在体内，即便是最普通的事情也很容易激怒他或是令他再受伤害。”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玛拉拉和印度儿童人权活动家凯拉什·萨蒂亚尔蒂，鲜明地向世人强调，儿童不仅是单个家庭的，更是一个社会的、整个国家的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60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是时候更加重视促进儿童发展、推进儿童政策的福利化、实现儿童福利的普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