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差异
马克思曾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西方宪政尽管标榜“主权在民”，但是公民选举、政策制定常常被金钱、财团等影响和操纵，成为“金钱的政治”。这种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民主，服务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保障的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比如，美国总统和议会由选举产生，但是选举的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寡头所有制之上的，美国的主流政党、媒体、智库及教育和学术机构，都有鲜明的私人资本属性，都由大资产阶级严格控制，这就决定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整个过程也必然被资本所操纵。由此可见，西方宪政民主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其中，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议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策短期化、功利化等种种弊端。
与西方宪政模式不同，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政体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体现了我国的国体，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选举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管理国家，则是民主的实质。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决定前者的性质。党将人民大众组织和团结起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和法律，管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人民民主。
四、宪法解释权和审查权上的差异
在美国宪政制度下，虽然宪法解释权(即“违宪审查权”或“司法审查权”)至关重要，但这一权力却被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所控制。这9个大法官由总统提名而非民主选举产生，既不对民众负责，也不受议会控制。他们一般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著名法学家和律师，少部分则是资深政客。20世纪美国著名大法官查尔斯·休斯任纽约州长时，曾在1907年发表过这样的感慨：“我们生活在宪法之下，但这个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法官们说了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指责和抱怨更加严重：最高法院“在不间断地开着制宪会议”。美国这些政要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抱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国宪政的真相。美国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由大资产阶级挑选代理人来制定、修改和解释宪法。主导美国法治如何运行的，其实是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
无论如何，美国的议会民主性显然要高于联邦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却有权推翻议会的立法，这显然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设计。美国建国者们设计这种所谓独立的司法体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少数资本权贵免受“多数人的暴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承认，按照民主和自由的原则，“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最高长官的任命，均应来自同一权力源泉——人民”，但是为了防止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他们着重强调“特别是在组织司法部门时，严格坚持这条原则是不利的”。即组织司法部门时，不能坚持民主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则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国人大的职权包括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等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与美国宪法的解释权、审查权被少数垄断寡头的代理人控制不同，我国宪法的解释权和审查权在全国人大，在党和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
五、司法机构政治属性上的差异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对其有监督权、罢免权。我国的司法制度坚持党和人民对司法机构的领导、监督，从而确保司法公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对司法机构的领导、人民群众对司法机构的监督都要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法律化。当前司法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司法干部的腐败变质、一些官员非法干扰司法机构的运转等等，在根本上都是党的领导及人民的监督没有得以落实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除加强制度建设杜绝一些领导干部非法干预外，还须强化司法干部和律师队伍的自律性，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这些在《决定》中都有明确规定。假如走西方宪政道路，使司法独立于党和人民，不仅会导致更多的司法腐败和不公，更可能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输出宪政理论和宪政模式，控制他国“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而控制该国政权，是一些西方国家屡试不爽的颠覆战略。
在美国宪政模式中，司法机构的确独立于人民，但是并不独立于大财团。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最高法院要么被大资本要么被奴隶主所控制(如1836年—1864年的《托尼法案》就公开判定美国的自由黑人不是宪法中所言的公民)，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名维护少数人利益。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一直是大资本的代理人。即便是从垄断财团内部来说，联邦最高法院也并非政治中立和独立的机构，其基本规律是垄断财团中哪个党派派别势力大，它就倾向于谁。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M·德肖微茨在《极不公正——联邦最高法院怎样劫持了2000年大选》一书中，这样谴责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罪责：“他们劫持了2000年的大选，使用的方法是歪曲法律、违背他们自己曾表达的原则，并用他们的法袍促成了一个有党派偏见的结果。”德肖微茨认为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劫持大选的案例，证明了美国司法人事体制的失败，“当党派信仰和个人利益与信条和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走上了虚伪和投机的道路”。他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案件证实了，单纯地依靠法律信条永远也无法约束那些身披法袍、执着于其政治信仰的党派分子……只有伟大的人格才能经受得住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诱惑。”如果连顶级的大法官都是一群虚伪的投机之徒，那么整个所谓“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本质，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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