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14 17:25:08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
第二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也试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民众。正如先前已经分析过的，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不乏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支持原教旨的极左思潮，中层也有要求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感到失意的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可能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进而挑战现存秩序。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开明改革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坚持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出现社会革命，决不是回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
第三种危机是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近代中国有一百多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近年来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如果一旦陷入经济危机，或与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过有偏向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的屈辱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方便的发泄口，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日本的发展受到挫折，最后都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在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在经济危机中，少壮派军人的思想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最终挟持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现在国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过去恰恰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以及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事实上，在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与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十分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时，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产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在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你死我活”的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敌我对立的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文化，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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