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16 15:57:53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
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触犯了某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断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财路，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这些人小鞋穿，让这些人感到不自在，感到孤立，感到容不下，感到无法工作和生活。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从目前我国查办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凡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地方，都是廉政文化建设薄弱、缺乏崇廉文化氛围的地方。
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大规模腐败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更为糟糕的是，那些为腐败鸣锣开道或喊冤叫屈的“理论氛围”。不少人在腐败行为如洪水泛滥之时，不仅没有看到这后面隐藏的巨大危机，反而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腐败有助于消除体制内不利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成本，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腐败润滑了市场的“车轮”，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于是不少地方和部门奉行的是“先发展经济后反腐败”的逻辑。现实生活中，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等等，就是一种普遍反映。
是什么在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期望腐败、攀比腐败?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
必须正视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文化挑战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变异现象，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负面影响等，都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严重挑战。
1.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佐证。因此，中国社会的传统腐败文化的包袱极重。
一是“家长制”的影响。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2页)
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在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即便是经常性的工作部署安排，也要摆出居高临下“作指示”、“发命令”的威严来;而下属只能对他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什么“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做人民的勤务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早已被他们弃如敝屣。
二是“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就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并且顽强地表现着，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
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地位者出现了。
三是“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了其思想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便有人变“任人唯贤”为“任人唯亲”，致使昏庸无耻、贪赃枉法之徒混迹官场，横行一时。
2.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个性价值的保护。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随着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而备受欢迎。理论上，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寻找自己发展和获得个人利益的机会。这一文化理念，符合人文关怀大目标而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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