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申论：提升强化篇3

公务员考试申论：提升强化篇3

　　切入点二：村民自治

　　模拟试卷

　　给定资料

　　1、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天圣制药公司董事长刘群旗下有22家公司，净资产2.5亿元，年销售额超过6亿元。2008年1月，他刚刚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垫江县桂溪镇石岭村委会主任。刘群还坚持把户口从主城南岸区迁到自己的“治所”—垫江县桂溪镇石岭社区，开了亿万富豪“非转农”的先河。

　　刘群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岗，老者有其依，幼者有其养，患者有其医，少者有其学，人人有其居”。“刘群说要把我们村建成西部的‘华西村’，大家都很兴奋。”村民肖良政翻开他的笔记本，上面记有刘群上任当天的演讲纲要。家里有3个娃上学的他，最关心刘群讲的学费问题。刘群许诺过，要让村里所有的孩子至少读完高中，困难家庭上学费用由村委会解决。

　　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石岭村发展最缺的还是钱。但刘群说：“我下乡不带钱，只带知识、思想，还有一双手和两条腿。”刘群相信一个观点，农村最缺的不是钱，是知识和思想，是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他上任之后，烧的第一把火，是给村里的困难群众发一笔过年钱。不过，这笔钱不是刘群自己出的，是他从民政部门争取来的。

　　刘群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石岭村的发展规划。在他的脑子里，石岭村实际上已经被划成农产品贸易区、农产品深加工区、工业区、特种农业种养旅游开发区4个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刘群已经请来了工程设计建设方面的专家到石岭实地堪察。与之相配套，刘群还准备办一所“农民大学”，对石岭村民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垫江县，像刘群这样的“老板型”村官就达67人。这种“老板村官”，一般都是本地人，外出经商成功以后，把资金和项目带回来，他们也愿意与乡亲们分离自己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等资源。

　　当地也有干部担心：短期来看，这类“老板村官”在修路、引进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回馈乡里的意愿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农村发展能到什么程度，都难以控制。

　　据介绍，石岭村委会成员中，除了由镇里支付工资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及两个副主任以外，其余领导成员可由刘群任命。“刘群可安排副主任或主任助理，名额不限，但工资自付。”刘群拟设的机构，包括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福利保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今后将成为石岭村的重要决策机构，但他们只对刘群负责。这实际上弱者化了村民自治，也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权力格局。

　　2、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

　　早在2003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年的工资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定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 “村政”。

　　据悉，近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当过兵，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心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有关人士评论说，由于村民感受村官道德水准在下降，处理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公字在先，就使得经济能人的“上台”，成为必然。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对记者说，在义乌，像杨保伟这样的小老板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象。因考虑到“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买学习用具”等等。

　　“有钱了，富人想当官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些村民说。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富人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虽然已成趋势，可随之而来的贿选、精力分散、以权谋私等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多受诟病。

　　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也没有必要，对此行为求全责备更不必。

　　3、2009年1月14日，陕西安康学院二年级女学生、19岁的白一彤，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长，被网民称为“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在白一彤当选之前，高杰村的这次换届，已经有过一次候选人提名、三次正式选举，没有一人的票数能够过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鹤立鸡群。白一彤的背后，站着她的“显赫”家族。事实上，她的参选，也的确缘自父亲白岩林的一个电话。只有她的户籍在村里，具备候选人资格。

　　白一彤的爷爷白补厚，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去世多年，素有官声。大伯部队转业后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现为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在陕北颇具影响力。在这个完全从农村下次出来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亲白岩林最显特别。他当过兵，之后在乡镇武装部工作游景点点所、卖薯条、贩红枣、开饭馆，什么都做过，2001年离职下海，来到榆林。他的车号和手机号码末五位是88888。

　　这一个月时间里，村民已经感受到女孩父亲特殊的能量。村里挂起1万盏灯笼，是他从太白酒业和西凤酒业要来的;发给农户的煤球，是他从长乐堡煤矿要来的;摆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从榆林市建设局募来的;计划三月初八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他已经跟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厂长谈好，企业送一台歌舞，并且吃、住、行自理;计划中的抽水工程，“还是准备向石油集团伸手”……

　　他向村民说他打算拆掉哪里，在哪里建什么样的新村，怎么补贴怎么分配。村民痴痴地听着。目光跟着他手指的方向。他要将无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游景点，还要将周边的空窑洞开发成窑洞宾馆，让客人吃农家饭、体验推磨。

　　他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这个出二十万，那个出三十万，够做许多事情。或者从神木县把自己在煤矿上的股分全抽回来，投入村里的发展，再向上面、向社会争取资金……

　　高杰村人选择的，是白补厚的子孙一家。他们读了书、挣了钱，有祖辈的清誉，有现实的资源，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镇上的一位老者说：“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选举现场哪怕是宣读一百条承诺，都没有用。”

　　2009年1月18日，白一彤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安排，拍着大老爷们的肩膀，不时爽朗大笑。白一彤说：“目前村上的账目还没有交。好多人跟我说：‘以前的别管了’。但我的想法是：能调解尽量调解，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来，如果抗拒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走法律程序。”

　　大年三十，白一彤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大米、面粉、食用油，慰问了村里的孤寡老人等。正月初三，高杰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如期举行。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父亲白岩林把小车长期留在高杰村，助理负责为白一彤处理各种对外事务。还有一个也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孩日夜陪伴着白一彤，为她提包，给她解闷，照顾她的生活。

　　选举前发放的宣传单上，白一彤承诺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一所新型合作医疗所、修建一条环山公路等。如今，只有“春节前每户发放1000斤煤”兑现，而恰恰就是这一条承诺的兑现，让她陷入了“贿选”舆论漩涡。之前的修路过程中，曾经砍了别人的枣树，毁了邻村的窑洞，白一彤还与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白一彤希望把废弃的村小学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却拿不到小学的钥匙。她认为镇上不支持她的工作。镇党委书记惠生礼说，小学校舍的产权构成复杂，至少要与邻近六个村协商才能借用。当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经给县委组织部长张常青打电话。“她说镇里主要领导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调整一下，把另一个乡镇的领导调过来。” 张常青说：“我觉得白一彤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评了一顿。”

　　4、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57%的毕业生认为，担任“村官”是自己在就业压力和优惠政策引力下出的选择。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占24%，把农村作为磨练自己舞台的占17%。对于3年届满后的工作趋向，40%想考公务员，39%继续在农村工作，3%想考研。

　　“大学生村官”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734名投票者中，21.8%的人表示三年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工作;58%的人则决定考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江苏省泗洪县委某副书记说：“有些大学生到村任职只是为以后升迁仕途打基础，把到村任职当成曲线就业的跳板。”

　　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农民各自为政，公共物品匮乏，大学生感到无事可干或者无钱干事。农民普遍期待大学生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资金、农技、信息、市场方面的服务，遗憾的是大学生一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由于缺少必要的配套技能培训，让这些大学生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学生在农村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组织文化活动、开办夜校等等。但当地干部的主要思路是引进技术、发展经济，大学生们的一些想法往往被村干部简单否定了，使得大学生很郁闷。有的下去后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有问题也不知道找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