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何况每一种模式的实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大动荡，苏共二十大召开，1956年夏秋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同时，也暴露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法制受到严重破坏;在经济工作中，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失调，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人民生活中应予解决的困难没有妥善解决;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严重的破环，形成个人专断等。
我国建国初期照抄苏联模式，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期间，正是运用这种体制，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2. 启示
在上述内外形势下，催促着中国共产党考虑中国自己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及出现的严重事件中，所得到的启示是： 第一，打破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开始感到有必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5年底至1956年间，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第二，如何避免执政党犯严重错误，从局部、暂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之不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要求领导者要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
吸取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最突出的是反对个人崇拜，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
斯大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了处理，打击了一些不应打击的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波匈事件中，一部分群众由于各种原因，错误地用暴力行为对待人民政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损失，教训是极深刻的，可以说集中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联系到国内当时出现的严重事件，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注，这种紧迫的形势催促党中央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的出台，都是与国际共运中重大事件分不开的。
(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
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毛泽东领导全党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
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进程中也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在1955年底，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而探索所得到的初步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报告、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中共八大的文献中。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即：农、轻、重关系──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生产力布局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管理体制问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的关系──经济体制问题。以上五种关系是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存在某些的矛盾。第一、二、四条，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除此之外，还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后五个关系，论述了关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理好对外关系等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还提出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提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实行这个方针。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了指导思想，作了理论准备。报告所指出的重要思想和原则，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显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经验，走自己的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出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之后，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取得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内的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但是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却日益凸现出来，党和政府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各种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无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后人往往把这两对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呢?马克思未做出明确回答。列宁只是指出了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一般原则。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就没有矛盾了，如果有矛盾，根子在外国帝国主义。他在晚年虽承认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但他还没有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毛泽东从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解决的方式、方法，就是通过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完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存在状态、性质、解决途径等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各自内部的矛盾;工农矛盾;工农同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间及各党派内部的矛盾;各民族间及同一民族内部的矛盾;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各种矛盾等等。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我们国家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创性发展。毛泽东认为，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而敌我矛盾即广大人民群众同对抗、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在政治经济利益根本对立下的对抗性矛盾。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关键。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有严格的界限，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会互相转化。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各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方法。在经济上，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共产党同民
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各民族关系问题上，各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的评价：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开始出现偏差
1957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利的国内环境，可以很快地实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在经济建设上往往急于求成;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容易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产生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曲折，以致后来又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在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的总结性讲话中明确否定了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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