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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遴选议论文】不要让“湖北人”成为耻辱的标签
英国散文家威·赫兹里特说：偏见是无知的产物。
偏见的确连着无知，但偏见的培养皿不只有无知，还有缺乏共情心同情心下的敌意。
偏见更进一步，则是污名化、歧视和排斥。
几乎每次疫情，都是污名化与歧视现象的“高发期”。这次也不例外。
显性的，有“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等称谓;隐性的，则有很多“嘴上不说，身体却很诚实”的排“鄂”行为。
它们都在用恶意增加对立，用无知制造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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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比病毒更严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多次这么强调。
可国外有些政客却对此选择性失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是他们挂在口头的高频词。
将病毒跟具体国家、地区“绑定”，本质是疫情政治化之下的污名化。
社会学学者林克与费兰曾将污名化过程分解为五步：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不用世卫组织“盖章”的正式名称，强调疫情早期蔓延的地域属性，就意在贴标签。
这类以“地名+病毒”式命名贴标签的手段，除了诱导许多人产生简单归咎倾向，诱发国别和族群歧视，别无意义。
历史教训就摆在那：几个世纪前，梅毒在欧洲肆虐，一场“标签化命名大战”由此掀起——意大利人管它叫“法国瘟疫”、“高卢病”，法国人则称之为“那不勒斯病”，针尖对麦芒;再后来，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阿拉伯人称之为“基督徒病”，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这也成了污名化社会研究中的经典案例，病毒命名成了妖魔化对方的“黑武器”，跟科学溯源无关。
而20世纪的“布尼亚病毒”“寨卡病毒”“汉坦病毒”“埃博拉病毒”“纳瓦霍流感”等，都是用爆发地为病毒命名。
结果就是：这成了助长种族歧视的现实因子。将病毒命名跟地域关联，让所在地民众成了污名化的买单者：他们承受病毒侵袭风险的同时，还得承受社交被排斥、就业被歧视、出门被另眼相看之痛，“毒”名远扬之下，整个地方发展也会受阻。
为规避流行病不当命名带来的歧视问题，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制定了病毒命名指导原则，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
很显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提法，架空了这些去污名化的命名原则。
某些政客将此类提法纳入政治博弈的架构下，通过制造“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模型，转移矛盾、祸水东引、甩锅卸责。
但这样以邻为壑地贴标签，很难抹去种族主义的底色，还会给歧视添砖加瓦。那些歧视亚裔的街头举动与此合流，成了新的“流行病毒”。
针对“中国病毒”式的污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出呼吁，“全球各国必须共同行动，守望相助，减缓病毒的传播……应相信科学，拒绝污名化。”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反对的也不少：欧盟外长博雷利就说，“病毒没有国籍，也不在意边境。新冠病毒不是中国病毒，正如西班牙流感不是西班牙的疾病一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也直言“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是错误的”，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也公开称对此无法认同。
究其原因就是：借疫情搞国别歧视，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也有违基本的普世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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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有毒”，甚至比病毒更毒。这句话对所有歧视一体通用——无论是国别歧视，还是地域歧视。
揆诸现实，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歧视，不止来自于国外有些人“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称谓，还有国内有些人的排“鄂”举动。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对湖北、武汉的驰援与帮助，确实代表了主流呼声。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针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歧视与排斥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1月下旬，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隐私信息在微信群内热传，部分人遭到电话骚扰和上门谩骂;
比如，有些宾馆直接拒绝为滞留在当地的湖北籍旅客提供住宿;
比如，不管对方有无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凡是身份证“42”开头就拒载;
比如，有高速服务区设立“湖北籍专厕”;
比如，有的企业直接规定不录用湖北籍员工，有居住在湖北之外的湖北籍员工返岗被无故解雇，有火神山援建者回乡后找不到工作。
最新的两个例子，则是两个湖北籍返岗人员的辛酸遭际——
3月19日，持健康码绿码的湖北籍男子谭先生回贵阳复工，因未提前报备当地居委会(快到贵阳时曾打电话告知)，不被允许下车、无奈只能在车上待八九个小时，即便因内急想上厕所也被告知，只能在车内用塑料袋解决，“一下车，就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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