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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遴选政策理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为深圳发展带来极大的红利。40年来,深圳通过出口加工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创新获得发展机遇。“深圳奇迹”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深圳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中央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支持下,深圳再获发展“加速度”,将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积极探索建设全球标杆城市。
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补齐原始创新能力弱的短板
《意见》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上先行先试,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当下,中国的创新越来越需要转轨到原始创新上来,这是一个国家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意见》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际前沿科学研究的聚集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综合科学中心的建设将会产生巨大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深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原始技术创新能力将大大提升,抢占国际高技术制高点,同时可利用其产业化能力和复杂技术集成能力吸收科学中心的创新成果。可以预见,围绕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形成的创新“生态圈”,将会诞生一大批颠覆性的新技术发明。
同时,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是加强深港合作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与以往“前店后厂”市场诱发形成的垂直型分工合作模式不同,深港创新合作更多地基于两地技术知识与人才分享,需要有意识地构建新的创新平台,动员与聚集起创新资源,营造创新创业创造氛围。
二、大力推动创新全球化,主动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背景之下,各种创新要素加速跨境流动。作为全球创新领先城市,深圳要积极融入和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意见》指出,支持深圳具备条件的各类单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设立科研机构,推动建立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科技合作组织和平台。走出去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就是利用各国的技术专业知识比较优势,融入到当地的创新体系之中,参与世界前沿研究和联合攻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型科技创新共同体。
在引入境外创新资源中,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集聚了许多勇于闯荡和敢于冒险的人,形成了宽松、包容失败、鼓励冒险精神的独特文化氛围。《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进和出入境管理制度”。深圳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不仅需要国内顶级人才,也迫切需要世界级的人才,特别是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深圳已经开始和全球其他创新城市开展人才争夺战,而国际创新人才的便捷流动将提升深圳先行示范区对高端创新人才的吸引力。
三、深圳创新环境的四个最优与四个加强
深圳是涌现出一批以华为、腾讯为代表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城市。促使深圳成为“创新之城”的原因是深圳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制度。在创新环境方面,深圳做到了四个“最优”。
资源配置效率“最优”。深圳几乎没有“体制”内外的差异,能够找到的科技资源都被使用到了极限。
科技成果转化“最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中科院深圳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通过完全的市场化运作,很好地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其“四不像”(不像大学、不像科研院所、不像企业、不像事业单位)的运作模式成为国内新型研发机构学习的典范。
资金支持力度“最优”。深圳集聚了大量活跃的创业投资资本,并依托新型研发机构打造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
科技创新环境“最优”。通过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法制环境建设、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下功夫,深圳政府依法行政,充当好“联络人”“保姆”角色,帮助科技创新企业扩展海外市场、对接科研院所、修建人才公寓等,真正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建设先行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深圳还需要在四个方面加强。
加强全球科技资源的配置能力。深圳要加快培育一批面向全球的技术转移服务中介,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吸引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平台与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的聚集。“以智引智”,充分发挥全球顶尖科学家及其创新团队在深圳落户后的“筑巢引凤”效应。
加强离岸创新创业。深圳拥有优良的产业配套资源和创新创业土壤,拥有“河套港深创新科技园”、前海港澳青年创业工场、大量的高科技孵化器等创新平台。《意见》提出,“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国际人才在深圳创办科技型企业、担任科研机构法人代表”。这为港澳青年以及世界各地的高技术创业者开展离岸创新创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深圳示范区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
加强优质生活圈建设。国际创新人才的流动越来越看重城市整体舒适物品的供给质量。城市舒适物品具体包括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质量、电力供应、互联网通讯、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剧院、体育馆、电视节目、医疗服务、学校、垃圾处理与城市干净文明程度、公共交通、住房等公共物品或福利保障设施,以及美食、食品安全、政府公共服务、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一个城市的国际高端人才吸引力产生重要影响。
四、授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圳既是经济特区,又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河套港深创新科技园”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重要节点。
《意见》从法治、改革综合授权、产业监管体制机制、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关键领域授予深圳先行示范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拥有立法权,这是在探索法律制度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意见》还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实践创新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这是对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法律制定授权。从各地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实践看,许多重大的制度创新难以突破,制度创新推进慢、制度创新碎片化,就是受制于现有的一些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允许深圳根据新的实践需要作变通规定,将极大地促进深圳示范区按照“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全面探索制度创新的自主性,以更快速度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意见》支持深圳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清单式批量授权将突破现有的“一事一议”、上下多次来回协商制度与政策创新模式,便于制度创新的联动性、集成性。
在社会治理领域,《意见》提出深圳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完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这些作为前沿性、超前性的改革任务,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制度探索。
在新兴产业监管领域,《意见》提出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所谓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是指对待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允许先行先试,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负面影响采取包容态度,政府监管部门可通过信息透明来减轻新生事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通过深化改革突破现有的制度藩篱为新产品新业态获取合法性。包容审慎监管也包括针对新兴产业业态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制定的“三通”,即联通、贯通和融通。其实质是要最大限度保护创新、鼓励创新,是从治理机制上真正落实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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