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完善官员问责制度(2)

2014年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完善官员问责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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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原局长邵立勇因在去年地震哀悼期间组织手下公款旅游，被免职并处以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当时中纪委、监察部指邵立勇“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 劣”。但邵立勇被问责后不仅毫发无损，还被调到名气更大的山东威海市工商局当局长。

　　被高调问责后悄然复出、甚至异地升官的官员不止邵立勇一人。去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被中纪委 记大过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不久前被任命为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 长，官阶由副局级升为正局级;因三鹿事件而被记过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也在今年1月份出任 河北邢台市市长;因对贵州瓮安“6 . 28”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也悄然复 出，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 俊，已复出并担任该县县长助理。

　　这些有“问”无责的例子被媒体披露后，?I发舆论对中共干部选拔制度的强烈质疑。有学者指这些 问责实际上已变成官方平息民愤、取悦舆论的表演。由于官方的干部选任一向属于当权者的小圈子游 戏，公众对此缺乏知情权，更谈不上参与，只能在事后声讨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任命，因此，公众对谁来当 自己的“公仆”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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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下属的《半月谈》杂志引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的观点说，由于信息 不完全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轰隆隆”被问责。“静悄悄”重新 上岗，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导致群众大惑不解。毛寿龙认为，公众对问责制存在质疑的主要 原因是官方的标准和公众的标准之间存在错位，官方所做的远远没有达到老百姓的期望。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负杰认为，目前官方的问责主体缺位，按照宪法规定，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 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遗憾的是，目前人大的监督权力还有待加强。官员问责主要还是局限 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负杰说，在这个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任何部门都无法忽视舆论监督的 力量，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注重自己在群众中的公共形象，生怕被媒体和舆论抓住把柄。这就导致问责 制的实施更多地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哪个事件引起舆论强烈关注， 有关部门就会启动问责制，对负有责任的官员进行处理，给舆论和社会一个交代。哪个事件没有引起舆 论的关注，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相关责任人大多也不会受到行政问责。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 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 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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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发挥更大的制度效果，在今后的制度实践中还需要切实破解两个具有瓶 颈性质的难题：一是规制问题。我国当前正经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与此相适应， 过去的计划指令型体制也正在向国家规制型体制转变。坦率地说，由于上述转变还远未完成，从而给现 实中的行政问责制造了不少困难。例如，一些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责任性事故，常常是因为设备或零部 件出现问题造成的。而制定设备和零部件技术标准的规制却忽略了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实际上和 主管行政部门的行政责任并不相关，单从行政问责制出发是解决不了上述问题的。这就需要更为基本 的规制建设，而规制建设在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二是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行政问 责制所问的责主要是行政责任而非法律责任，因此在该项制度的实践中往往会使人们产生不可避免的 困惑。例如，某个政府官员因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而触犯法律，当然要负法律责任。但某个政府官员由 于渎职而造成一场重大的、甚至涉及人命的责任事故后，除了必须面对行政问责处分外，还要不要进入 法律程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把行政问责与司法问责结合起来，让法律成为行政问责的制度根据 和制度依托，将会大大增强问责的震撼力，也有利于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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